文人的反抗：從押井守的動畫作品來看日本六七十年代的左翼鬥爭運

與整體右傾的政界不同，日本的知識份子文化界一直是左翼的天下：有抵制教科書修改的大學教授；反對在學校升國旗的中學教師；寫左翼小說的作家等等，這是因為日本共產黨這個左翼政黨的主要成員就是知識份子，主要就包括教師和律師。老師滿腦子左傾文化思想，教出的學生自然也是滿腦子革命鬥爭思想。一大批出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現已六十多歲的老人，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學生，青春年少，血氣方剛，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青年學生自然是革命鬥爭的主力。

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曾多次在小說中，對那個年代的左翼鬥爭有過正面描寫，那個時候，中國掀起紅色浪潮，青年們走向街頭，高呼口號，打到一切權威和秩序，在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國家獨立的鬥爭風起雲湧，在美國，隨著美軍在越南戰場越陷越深，反戰運動首先從大學校園很快蔓延到全國，日本也不例外，當時的青年學生紛紛選擇左轉，他們聚齊成千上萬人，手挽手肩並肩，高呼反美口號，行走在東京，大阪，京都等城市的街頭。

押井守也是其中的一員。押井守1951年出生，1976年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是日本三大動畫監督之一。這三人，宮崎駿自不必說，被日本右翼評為“十大賣國賊”之一，作品的主題往往是自然與和平，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幽靈公主》，《天空之城》， 《泥濘中的老虎》等等），一股無政府主義的味道。大友克洋的作品則是充滿了“陰謀論”的味道，政府往往是幕後的黑手（《阿基拉》，《回憶三部曲》）。


和這兩位比較起來，押井守在作品中對政府，秘密警察的的不滿，不信任表達的更加肆無忌憚，更加直接。六十年代中期，正是青年學生的押井守是遊行示威的積極份子，並很快就被日本公安盯上，公安找到上了門，他的父親只好把押井守長期關在家裡，這樣挽救了一個天才，也是押井守對公安的恨刻到了骨子裡。整個組織就是負責情報蒐集和國內安全的秘密警察。

日本的公安屬於警察系統的一部份，但地位更高，擁有警察所沒有的的極大權利，公安最高權利機關為公安委員會，下設警察廳，負責管理指揮全國各地的警察，而打擊青年學生運動的則是背後是美國人撐腰的公安警備部，是由戰後剩餘的特別高等警察課（特高課）人員加上原內務省組成，主要工作是監視國內左翼（包括共產黨，新左翼） ，個暴力團體，邪教（如奧姆真理教）等。


押井守的作品中，日本公安都扮演著反派的角色：《機動警察》劇場版中，警察與發動政變的自衛隊拼死鬥爭，公安則在其中煽風點火，渾水摸魚，妄圖撈取更大的政治資本；在《人狼》中，設下圈套，妄圖剿滅另一股強大的暴力機關-首都警；如果用動物來比喻的話，高高在上的高層是貓，基層公務員是狗，流血流汗，甚至會隨時被遺棄的棄犬，《人狼》的主角則是披著人皮的狼，言談舉止像人，偶爾有那麼一刻也有人的感情，但終究是一頭狼，才能在圈套中活下來。


現實中的左翼團體在作品中也有體現：《機動警察》中的“海之家”；《攻殼機動隊》中則有“個別的十一人”，“笑面男”，《人狼》中的游擊隊。這些形像一一對應了六七十年代中的各個左翼團體，還有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進行武裝鬥爭的“赤軍”。

個別的十一人

日本的學生運動由來已久，追根尋源可能可以追溯到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學生們乘所謂“ 大正民主” 的機會成立的“ 新人會” 。第一次大戰以後席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使得學生運動迅速轉向共產主義。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以後，學生運動更是如火如荼。隨著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對學生運動的取締和鎮壓也隨之升級。到了1933年京都大學法律教授瀧川幸辰（戰後曾任京都大學校長）的學說被政府正式認定是“ 過激派言論” ，瀧川本人也被趕出校門以後，在憲兵和特高課鎮壓下日本學生運動銷聲匿跡。領導學生運動的日本領導們也出走中國，在延安堅持反戰鬥爭。

戰後，隨著佔領軍的民主改革。口號為爭取教育民主化的學生又捲土重來，1948年成立了“ 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 簡稱“ 全學聯” 。戰後的學生運動一開始還是和戰前一樣，受日共的領導，但是逐漸地學生運動就和日共分道揚鑣。和人們想像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頂峰，學生運動和日共幾乎沒有了關係。
　　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日共在戰後的方針變幻無常，一開始是認為學生屬於小資產階級，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農大眾，對學生運動失去了戰前的熱情。加上朝鮮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日共領導人又重返中國避難造成領​​導權丟失。還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將其議會鬥爭路線改成武裝鬥爭，而在1955年又宣布放棄武裝鬥爭。如此反复，造成學生們無所適從，加上此時蘇共開始的反斯大林運動，使不少共產主義運動的陰暗面公佈於眾，日共名聲大壞，所以學生乾脆另立山頭，自己摸索道路。從此日本就有了所謂“ 舊左翼” 和“ 新左翼” 的說法，日共和其控制下的組織被稱為“ 舊左翼” ，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組織側被統稱為“ 新左翼” 。

戰後日本的學生運動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從1959年開始的“ 安保鬥爭” ，目標是反對日美安全保障協定的修改。

1951年與舊金山和約一同簽訂的規定美軍在日本駐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將在1961年滿期，修改為《日美協作與安全保障條約》。這時就是“ 安保鬥爭” 的主要部分了。學生運動反對這一條約首先是從反對駐日美軍這一簡單出發點開始的。但是到了在國會審議這一條約時，有人對條約裡“ 為了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安全” 這句話裡的“ 遠東” 提出質疑，外相藤山愛一郎在答复時說： “ 以日本為中心，菲律賓以北，中國大陸一部分，蘇聯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
　　這種解釋讓日本人和亞洲人想起了15年前的“ 大東亞共榮圈” ！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還是在為再次侵略亞洲而鋪路？現在不只是學生，其他市民也發出了疑問，參加到“ 安保鬥爭” 中來。

　當時和日共對立的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是一個自稱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其實在更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派的組織： “ 共產主義者同盟” 。為了強調自己的原教旨性，特地用德語的“ Bund ” （同盟）作愛稱。
“ 全學聯” 和“ Bund ” 沒有很嚴密的組織，任何人只要說他是“ 全學聯” 了，他就是“ 全學聯” 了。作為一個革命黨，這是致命傷。全學聯當時根本沒有秘密工作的經驗，甚至連公開和秘密的兩套領導班子都沒有準備，以至在羽田機場和警察對峙時78名學生領袖被警察一網打盡，一直到安保條約自然生效以後才被釋放。
　　鬥爭的失敗使“ 全學聯” 發生分裂，1963年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 共產主義者同盟” 分裂成“ 革馬（革命馬克思主義）派” 和“ 中核” 兩派。各派分別參加反對當時已經進入泥沼的越南戰爭和反對三里塚建設新空港的鬥爭。

這時日本學生運動開始了第二次高潮，即所謂“ 大學鬥爭” 。一開始是一直與學生運動無緣的慶應義塾大學在1965年1月反對大學學費上漲開始的，一直發展到了全校罷課。這次慶應的運動和以往零散的學生運動不同，從一開始就很有組織性。運動只持續了兩個星期，結果是以校長高村象平辭職，取消強迫購買校債的做法，比較平和地得到解決。

　但是過了整整一年，1966年1月，和慶應大學截然不同，戰前開始就是學生運動中心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因為學費上漲和學生會館的管理權問題與校方發生對立。這次風潮一直到6月份才結束，被稱為“ 150天鬥爭” 。
　　1965年12月20日校方決定上漲學費以後，1月份反對運動就已經發展到了全校罷課。學生在校園內築起路障街壘，阻止入學考試的進行。校方在2月23日招來警察機動隊強行驅散學生，並逮捕了203名學生，總算保證了入學考試的進行。但是警察一撤出學校，學生們又聚攏了起來重新抗議，結果是總長大浜信泉辭職，學校撤回上漲學費的決定並且同意由教職員和學生聯合管理學生會館。

　但是到了1968年，這次是日本大學。4月1日的新生入學典禮剛過，第二天國稅廳的調查就發現日本大學有20多億日元的去向不明。日本大學也是沒有過學生運動的學校，但是和慶應大學不同，慶應大學學生是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日本大學則是由獨裁管理排除學生運動。學生們淤積下來的對校方的不滿正好乘這個機會一氣噴發了出來。
　　這次的日本大學問題其實成了一個大學本身的存在方式問題，已經超越了學校經費管理的範疇。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理論的影響，日本學生們提出來了“ 教育為誰服務” 的問題。教育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本家提供勞動力這個問題。　　
　　幾乎與日本大學同時，東京大學也鬧起了學潮。其實東京大學的學潮是在1967年開始的，但一開始僅僅是限於醫學部的反對研修醫制度的鬥爭，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當年麥克阿瑟給日本醫學界帶來了一個“ 研修醫” 的製度，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研修以後才能正式從業。但是在實際上這個制度成了醫院和開業醫師使用低價勞動力的手段，一直受到醫學院學生和年輕醫師的反對。
　　這次東大醫學部學生舉行無限期罷課，醫學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對17名為首學生的處分，包括開除4名，東京大學從來沒有過的處分行動。
　　但是受到處分的學生中，有一名當時人在九州，不在學校，並且就住在醫學部部長豐川行平的外甥家。但醫學部對這種明顯的冤案視若無睹，堅持處分。醫學部學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據了東大的象徵—— 安田講堂。

　安田講堂被佔領以後，東京大學校方打破了不成文的規律—— 招來了警察機動隊，驅散了佔領安田講堂的醫學部學生。這一下子把一個學部的問題擴展到了全學校。並且一下子招來了全東京，全國各大學的支援學生們。
　　那個時候的學生運動有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背景和共同口號，就是反對美國在一個落後的小國進行的一場十分不得人心的戰爭—— 越南戰爭。在這時候被揭露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國軍方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學提供研究基金。牽涉到的有包括19所國公立大學在內的25所大學和包括4所國公立研究機關在內的9所研究機關。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於醫學和生物學，而且全是細菌和病理研究。研究項目雖然不直接是軍用項目，但是能夠很容易地轉為軍用。當時正好是美軍開始在越南噴灑除草劑的時候，知道真相了的學生們都為被作為殺人犯的幫兇而利用大為憤怒。反越戰，反安保和爭取大學自治管理把學生運動推倒了高峰。
　　各校之間組織了“ 全學共鬥會議” ，簡稱全共鬥來統一指揮。幾乎所有教職工和學生都不同程度地捲入了運動。政府對付學生運動主要是出動警察機動隊進行鎮壓，但應該說剛開始的時候警察的態度還是比較和緩，對不少學生的過激行為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但是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警察的態度趨向嚴厲，這是因為當年9月4日一名警察在日本大學被學生投出的石塊造成顱骨骨折而死亡，這件事使警察和學生徹底對立。
　　1969年1月18日開始警察在使用武力驅散佔據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學生（被稱為“ 安田講堂攻防戰” ）前，政府專門撥款7億日元為警察購置催淚武器。警察在進攻時毫不留情，使用推土機，噴水車，催淚彈，甚至用直升飛機從空中直接播撒催淚劑。終於在35小時後的19日下午5點46分佔領了幾成廢墟的安田講堂。

　第二天（1月20日），東大畢業的內閣總理佐藤榮作視察現場，見到母校的象徵安田講堂的劫後慘象，不禁悵然淚下。但是大多數傳媒則認為那不是因為傷心而落淚，而是被殘留的催淚劑給熏的。

　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以後，雖然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還在繼續鬥爭。但整個學生運動的中心從關東轉到了關西，主要以京都為中心進行。一般把安田講堂事件作為分水嶺來把學生運動分為前期和後期。後期和前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從一開始就是暴力衝突。此時學生們已經走向過激，後來留下不少傳奇的“ 赤軍派” 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武器也從石塊，棍棒發展到了燃燒瓶和炸彈。並且到處有學生襲擊警察企圖奪取槍支的行動。
　　現在日本的《燃燒瓶防止法》就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遺產。
　　但是從1969年9月以後，學生運動就開始衰退了。衰落的最大原因當然是僅靠學生的力量是無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抗爭的。此時被捕的學運活動家越來越多，保釋金達數千萬日元，經濟來源大部分靠街頭募捐的學生組織在經濟上已經無法負擔了。另外，日本學生運動的目標不確定性和內部抗爭也是促成其衰落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日本學運，口號繁多。“ 反對越戰” 是大家一致的， “ 反美反斯大林” 大家也都沒有意見。但是牽涉到國內問題是就一件無法統一了。比如其中有一個口號是： “ 自我否定” ，一開始是反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後來就乾脆成了從物理上否定大學教育的怪論。“ 皮之不存” ，還要大學生幹嗎？
　　學生組織的內訌，一開始還只是造反的學生和親校方的學生們的爭鬥。到了運動全面開展以後就成了造反學生之間的爭鬥，並且愈演愈烈。
　　日共始終沒有支持過學生運動，那些形形色色的新左翼在日共看來全是一些共產主義的叛徒托洛茨基派。所以在他們領導下的學生運動也只是“ 托洛茨基分子的小丑跳梁” ，從一開始“ 全共鬥” 和“ 民青” （民主青年同盟，日共所屬的青年外圍組織）就爭鬥不斷。日共在學生運動中置身事外雖然得保其身，但付出的代價是整整一代人對日共的反感。


後來“ 全共鬥” 內部分裂出來的“ 中核” 和“ 革馬” 更是勢如水火，生死不能相容。同根所生，一旦翻臉，仇恨比他人更甚。加上“ 革馬” 派有名的“ 臨陣逃亡” 事件，更是讓“ 中核派” 咬牙切齒。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時，前去支援的各派都有自己的陣地， “ 革馬” 派的陣地是安田講堂側翼的一座建築物。但在警察機動隊開進東大校園之前， “ 革馬” 派做出了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決定並且在此之後一直拒絕解釋理由：他們撤出了自己的人員，讓警察順利地佔領制高點，居高臨下地用高壓水龍澆安田講堂的守備力量。　　
　　學生運動走到了這步田地，已經是山窮水盡了。分裂為被稱作“ 五流十八派” 的各學生組織，派別之間的鬥爭也日益激烈。七十年代以後，各派學生組織之間的武鬥到了經常死人的地步，最有名的就是“ 淺間山莊事件” 。
　　這時走上歷史舞台，為日本學生運動打上句號就是極富傳奇色彩的“ 赤軍” 。“ 赤軍派” 原來是“ 共產主義者同盟” （BUND）的最左翼，人稱“ 關西BUND ” ，因其主要活動分子為京都，大阪等地的大學生。他們從學生運動失敗的教訓中總結出來一定要搞武裝鬥爭。“ 赤軍派” 在公眾場合下第一次露面是在1969年9月5日東京日比谷公園的學生集會上。“ 赤軍派” 立即引起了日本公安警察的注意，一星期以後的9月13日，警察就一下子抄查了他們在全國的五處據點，逮捕了21人。
重信房子


“ 赤軍派” 從一開始走上歷史舞台，就導演了人稱“ 大阪戰爭” 和“ 東京戰爭” 的大量“ M行動” 。搶劫郵局籌集資金來購置槍支彈藥，甚至直接搶劫警察派出所以獲得槍支。但是1969年11月5日他們在大菩薩山口設立用來訓練襲擊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警察破獲，武裝部隊53人被一網打盡，殘餘人員紛紛逃往海外。逃往海外的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以大阪市立大學學生田宮高麿為首的9人在1970年3月31日劫持了日航的“ 淀” 號飛機投奔北朝鮮。另一部分則是重信房子，奧平剛士等前往中東，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簡稱“ 人陣” ），組成“ 赤軍派阿拉伯委員會” ，又稱“ 阿拉伯赤軍” ，後改名“ 日本赤軍” 。
　　繼續留在日本活動的一部分赤軍派則於1971年和一個叫做“ 日本共產黨神奈川縣常任委員會革命左派” 的一個毛主義小組織合併，成立了“ 聯合赤軍” 。“ 聯合赤軍” 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在思想上不倫不類的組織，集托洛茨基主義，石原莞爾主義和毛澤東主義之大成，1972年2月29日聯合赤軍在“ 淺間山莊” 進行“ 肅反整風” 時被警察包圍，從此退出歷史舞台。沒有參加淺間山莊肅反的漏網者後來不少出國參加了“ 日本赤軍” 。
二〇〇〇年被捕的重信房子


　　1973年在“ 沖繩歸還” 時的學生運動是戰後日本學生運動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那以後學生運動就幾乎成為了歷史名詞。
　　　直至1979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日本左翼的精神源泉斷絕，左翼運動徹底的走向了終點。

左翼鬥爭的這段歷史，可以說是沒有正確與錯誤的歷史，只能說是一段失敗的歷史，隨著昭和男兒一代的老去，八十年代後期出生的平成一代漸成社會主流，再也沒有年輕人會為意識形態的不同去流血了。　

文章轉自:http://www.wxzhi.com/archives/789/fqj65hbp6p01f6kk/